徐忠:金融开放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中央地方财税体系等

2019-10-07 07:55:59         浏览量:4053

到目前为止,和平计划的前景似乎依然黯淡。以色列的一个右翼联盟可能会反对任何对巴勒斯坦人拟议的领土让步,该联盟正抵制美国方面认为的亲以色列所带来的偏见。

以下是徐忠演讲全文:

武尔夫先生曾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中德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似性、互补性以及对工业发展和创新的重视程度使两国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刚刚结束的国际领袖北京之夜--中德经贸合作交流晚宴上,武尔夫就中德经贸话题进行了精彩的分享。晚宴期间,这位德国最年轻的总统第一次“邂逅”了中国最老的酒。

徐忠昨天回应了“央财之争”。他表示,中国的很多改革需要公开、透明的讨论。只有在这样的一种讨论环境下,才有利于国家制定正确的政策,有利于国家把改革往更深的层次上去推进。“因此,我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针对改革开放的更加公开、心平气和的学术讨论氛围。”

2013.05——2013.06 湖北省副省长、襄阳市委书记

《意见》要求,以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抓手,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为目标,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实际上,中国的很多改革是需要一个公开、透明的讨论的。只有这样一种讨论环境,才有利于国家制定正确的政策,才有利于国家把改革往更深的层次上去推进。参加完财政部内部研讨会之后,我的演讲稿被发表在网上,我原以为媒体会沿着“怎样完善中国的国家治理和预算体制”这个方向进行深入讨论,却不想被舆论引向事与愿违的方向。因此,我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针对改革开放的更加公开、心平气和的学术讨论氛围。

空自设立事故调查委员会,启动了除F-2外还确认F-15等全部战机安全的调查。

目前,“长寿团”在北京市的旅养会员达10余万名,全国共有旅养基地16个,每年候鸟式旅养出行人次达2万人以上。本次活动中,“长寿团”还与山东盛泉集团签订协议,达成了新的旅养基地合作协议。

第四,税收方面,我国亟待建立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例如,境外投资者到我国银行间市场进行投资,按照现行的制度,一些税费是暂时不需要缴纳的。但很多境外机构表示,主管部门无需暂时免受这些税费,或者永久免收,或者给出明确的税收标准,这样就可以根据自身的投资策略,确定具体的投资产品。暂时免税会给外资造成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应当清楚的一点是,金融对外开放并不是以大门紧闭完全相对的门户洞开,而是根据本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对外开放。有别于理论上的“角点解”,中国采取了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一定程度的自主货币政策的“中间解”安排,有效实现了金融稳定、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等目标。实际上,汇率完全清洁浮动的“角点解”安排是金融对外开放的最终目标,而实现“角点解”的过程需要连续的“中间解”安排,两者本质上是目标和手段的区别。当然,在政策实践中,也存在着“大爆炸”和“渐进式”两种改革策略,显然一个连续的渐进式的金融开放路径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我认为,余永定老师的诸多观点实际上跟中国人民银行的观点是一致的。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1月30日 第 04 版)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转型是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发生的。国际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的竞争,由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大幅提高,体制机制更完善的国家可以更好地吸引资本和人才,实现生产要素的集聚,把握竞争优势。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经济结构改革。实际上,谁改革的步子走得更快、更坚定、更扎实,制度就更有竞争力,谁就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格局中脱颖而出。

今日俄罗斯(RT)4日的报道讲述了这样一个从残忍到励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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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忠昨天在论坛围绕“金融开放”做了演讲,他认为,金融对外开放的风险不仅在于金融行业本身,而且与国内其它领域的改革密切相关。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金融体系的风险很大程度也是实体经济风险的具体反映。国内实体部门的扭曲(如预算软约束、刚性兑付)会导致资金的大进大出,进一步放大金融对外开放风险。因此,在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深化金融改革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中央地方财税体系等其他领域深层次改革,只有真正消除实体经济扭曲,将实体经济做强,才能真正化解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险。

据铜陵日报消息 记者2月21日从铜官区商务局获悉,今年1月该区实现外贸进出口额5443万美元,同比增长650%;其中,实现出口额5242万美元,同比增长720%,实现进口额201万美元,同比增长146%;另外新增外贸进出口实绩企业1家。外贸进出口工作实现新年“开门红”。

此外,我国金融市场上实行的市场参与者准入备案,一级托管、集中交易模式,也与国际市场实行的合格投资者制度,多级托管、分散交易的市场结构有很大的差别,导致在投资方面面临不少技术性障碍。总而言之,无论是金融机构改革还是金融市场开放,很多细节工作都需要扎扎实实地去推进。

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越是开放的领域,竞争力越强;越是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越容易积累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习总书记博鳌论坛的讲话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对金融扩大开放提出了明确要求。当然,目前国内对于如何促进金融开放仍然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对金融开放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法律方面,金融市场业务的安全高效运行离不开稳健、清晰、透明、可执行的法律基础,否则可能使金融市场参与者面临潜在的法律不确定性,影响业务开展,甚至造成风险。在我国,不仅《人民银行法》《证券法》等金融法律中缺少证券法定登记、中央对手方、担保品快速处置、破产履约优先等规定,《企业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中部分条款规定也没有体现金融交易的特殊性,可能与结算最终性、终止净额、保证金的隔离与快速处理等金融市场的核心法律相冲突。也就是说,我国现行的很多法律规定自身便存在矛盾。例如当有清算参与者破产时,《破产法》第四十条和第十八条规定会造成终止净额的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中央对手清算机制的法律基础,也使我国金融业务机构无法在巴塞尔协议下取得资本缓释。

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有很多技术层面的工作需要去做。实际上,我国金融市场在法律、制度、规则和监管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完善,不断提高与国际接轨程度。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

新京报快讯(记者侯润芳)在昨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备受关注——此前,他在财政部内部研讨会的演讲被整理为一篇《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文章,引发了“央财之争”。

第二,在会计和审计制度方面,我国还有待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例如,按照现行规定,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债券所披露的财务报告,必须要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或者财政部认可等效的准则编制,在审计方面也应由具有中国证券期货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如果用境外的事务所就不行,这实际上加大了境外发行人在境内债券的发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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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子市场建设方面,我国金融市场上外汇和衍生产品不丰富,制约了市场开放的进程。我国各金融子市场发展程度差距较大,开放进程不一致,使得境外机构开展实际投资面临不少技术障碍。例如,境外机构投资固定收益产品时,往往是将固定收益、商品、货币产品作为一个整体制定交易策略,但是国内却是对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开放程度安排,导致境外投资者无法有效地利用衍生品和外汇工具制定投资策略。因此,有些市场虽然看起来已经开放了,但外资仍然没有办法利用通常的策略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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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对外开放和金融市场化改革也是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需要协调推进,而非等待全部条件都成熟再推进改革。在我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在麦金农(Mckinnon)学说的影响下,一直存在着“条件论”和“次序论”。应当说,这些理论和学说在逻辑上都是没有问题,但在政策实践中,情况往往与理论存在很大的差异。事实上,如果等待所有条件都具备再推进改革,那么这样可能永远无法等到条件成熟再改革的时刻。特别是,每个国家都存在自身的特殊性,即使理论上具备所有的条件,即使改革的次序符合理论的要求,也可能由于一国其他特殊原因而导致改革失败。况且有时候改革是倒逼出来的。因而,从政策实践的角度讲,只能根据一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抓住一切有利的时机,协调推进各项改革。这与金融对外开放目标与手段的区别类似,实际上是改革的战略与战术的区别。人民币国际化并成功纳入SDR货币篮子,就是这方面非常鲜活的例证。

审理过程中,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北京环鸣律师事务所作为支持起诉单位,通过提交书面意见、协助调查取证、出庭参加审理等方式支持本案公益诉讼。为查明被告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我国法律法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定,北京四中院向包括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水务局在内的十六家相关行政机关发出《(2015)四中民初字第233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告知书》,告知案件受理情况。为查明被告的行为是否造成了生态环境损害后果,北京四中院依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的申请,委托原环境资源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及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对案件所涉专业性生态环境问题进行鉴定。

最后,需要澄清一件事,近期我在财政部内部论坛上的发言(记者注:该演讲被整理为文章《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近一段时间以来,该发言被许多媒体炒作,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目的对发言进行了诸多解读。而我刚刚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记者注:该文章为《新时代背景下现代金融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际上今年2月份就写好了,只不过等到7月份才刊登出来。因此,并不是我先在财政部论坛讲了那段话,后发表了《经济研究》上的文章。因此,我认为非常有必要进行上述澄清,不要从“阴谋论”的角度做过多解读。我近期参加的很多讨论,还是本着非常包容的心态的。我希望上述讨论更多地停留在学术层面,不要被一些媒体引向错误的方向。

中国公民在车祸中受伤事件,引起中国驻柬使馆高度关注。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并向当地警方了解情况,要求柬有关部门全力救治受伤人员。使馆主管官员将尽快赶往西哈努克省,看望受伤中国公民并向他们提供必要救助。

原因也很简单,无论是“探月”还是“一土”,或者其他理念各异的“新学校”——比如注重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明悦学校、注重学术能力培养的T-School(挑战者学校),都是“愿者上钩”。如果不是认同这样的理念、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老师们不会来这里工作,家长们不会把孩子送来。偶有误会的,也会选择退出。如王熙乔所说,“探月”的招生标准很简单:找到那些正在寻找我们的人。

简单来说,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我认为主要看全要素生产率,看FDI和民间投资,而信心和稳定的预期格外关键。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出一个有信心和稳定预期的环境。金融对外开放的风险不仅在于金融行业本身,而且与国内其它领域的改革密切相关。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金融体系的风险很大程度也是实体经济风险的具体反映。国内实体部门的扭曲(如预算软约束、刚性兑付)会导致资金的大进大出,进一步放大金融对外开放风险。因此,我们在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深化金融改革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中央地方财税体系等其他领域深层次改革,只有真正消除实体经济扭曲,将实体经济做强,才能真正化解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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